西路军义务是什么？西路军为什么终于惨遭失败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结束了长征，中国现代革命史从此进入了新时期。全国三大主力红军共五万多人，西路军成军之时有两万人，由红五军、红九军和红三十军组成，集合了一、四方面军的重要力量，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支队伍？
西渡黄河
欲进军宁夏打通苏联两岸红军被敌割断
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三大红军会师后，“造成了横跨黄河两岸发展，打通苏联，雄峙西北的战略态势。”而蒋介石也正集注全力于西北，准备组织“通渭会战”，打击红军主力;同时，严密监视已经与红军建立联系的张学良和杨虎城，阴谋将其调离西北，加以肢解消灭。
1936年10月上旬，张学良将“通渭会战”计划通报给中共中央，提议红军及早进行宁夏战役，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形势紧迫，中共中央专门打电报征求各方面军领导人的意见后，决定提前实施宁夏战役计划，10月11日，《十月份作战纲领》发布，规定了各方面军的作战任务，并要求于11月10日前完成进攻宁夏的一切准备。
此时，四方面军的任务，一是南向西兰通道地区防御，拒阻南面敌人的进攻;一是迅速造船，以三个军渡河进攻宁夏。据此，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奉命到靖远地区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三十军的政委是27岁的李先念。鉴于四方面军现有造船力量和材料不足，毛泽东当即知彭德怀，令一方面军火速搜集造船材料，寻找技工，送往三十军。
10月24日夜，三十军按照中央电令在虎豹口渡河成功。26日，中央电令九军渡河：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战略要地定远营。
28日拂晓，三十军、九军及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渡河完毕。29日，中央军委同意三十一军渡河，旋因彭德怀建议留该军在河东作战，30日军委改变原令，于是，已开到河边的三十一军转向麻春堡开进。
然而这时，南线敌人突进靖远，负责监视靖远守敌及看守渡口的五军无法向打拉池靠拢，遂奉朱德、张国焘的命令，全部撤到河西三角城地区，看守船只，休整待命。
至此，黄河东西两岸的红军，被敌割断。河西敌我力量比较，是敌强我弱。
“二马”兵力远超红军
统治甘肃、青海两省的军阀马步青、马步芳，武装力量达十八万人，其中正规军三万余人，民团武装十多万人。马步青任敌骑兵第五师师长，辖三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及炮兵、工兵、手枪各一个团。马步芳任新编第二军军长兼一百师师长，辖三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及炮兵、宪兵各一团。马家军的中下级军官，完全以马氏兄弟为中心，由亲戚、同乡、旧部组成。
红军渡河后，蒋介石又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统一指挥新二军及骑五师，对西渡红军作战。
红军方面，第九军六个团，六千五百人，枪二千五百支，每枪平均子弹十五发。三十军六个团，七千人，枪三千二百支，每枪平均子弹二十五发。五军四个团，三千余人，枪一千余支，平均每枪子弹五发。骑兵师共二百人马。还有妇女独立团、回民支队等。全军二万一千八百人，非战斗人员约近半数。
“二马”在河西投入的总兵力远远超过红军。
计划突变
“西路军”正式命名九军古浪遭重创
10月下旬，三十军和九军连克敌军，红军占领了一条山地区大部村寨，并攻克五佛寺渡口，消灭马鸿逵部一个团。但这时，敌军大举北进，河东红军难以遏止，宁夏战役计划无法如期实现。11月3日，中央军委电令河西部队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一线，只留少部兵力扼守一条山、五佛寺地区。马步芳部向一条山猛扑过来，两军展开激战。
宁夏作战无法实现，中央军委于11月8日提出《作战新计划》，规定徐向前、陈昌浩所部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创立根据地，准备以一年为期，直接打通远方，与苏联加强联系。11月10日，中央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徐向前。
战略计划的突然改变，原因很多：宁夏战役计划无法实现，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也濒临流产，苏区地小而贫，数万红军缺食少衣，难以度过严冬……至于西路军西进，以一年为期而不是立即打通新疆、苏联，主要是为了策应河东红军实现战略转移。
打通新疆的主要任务明确后，西路军便及时调整部署，迅速西进。11月13日至18日，西路军连克古浪、永昌、山丹，包围凉州。但九军随即在古浪遭到马家军三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和四个民团的围攻，损失惨重。军长孙玉清负伤，大批干部战死。九军从此元气大伤，再无力恢复。
这时，中央军委突然电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建立根据地。徐向前等虽对在永、凉建立根据地有异议，但在陈昌浩坚持下，加上有中央明令，只好服从。而马步芳则集中兵力向永、凉地区进攻，胡宗南的补充旅也向凉州地区开进，支援马家军。
从22日起，西路军在东起凉州四十里铺，西至山丹约三百余里的地段上，与敌军展开了战斗。
事实上，中央令西路军在永、凉建立根据地，战略意图是企图造成河东红军随时可以在河西与西路军会合的战略态势，以便河东红军出敌不意，进行战略大转移。总之，西路军要忍受局部的牺牲和消耗，以保证全局的胜利。
但由于中央未予通报，西路军领导人对于新战略计划，知其局部而不知其全部。徐向前对于中央命令西路军在永、凉建立不可能建立的根据地，不进不退，坐等挨打，深感怀疑，于24日致电中央，明确指出：西路军现在无法集中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25日，中央复电，仍要西路军就地坚持，打开局面。
从11月22日到25日，西路军连续在四十里铺、八坝、水磨关、永昌、山丹进行战斗，毙伤敌六千余人，吸引了黄河两岸十多万敌军西向。但是自己也付出了高昂代价，部队减到一万五千人。
西安事变
局势剧变军令反复五军高台全军覆没
正当河东红军准备战略大转移时，局势发生剧变。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央决定放弃战略转移，令河东主力红军南下关中地区，策应友军张学良、杨虎城部对付何应钦的“讨伐”。西路军的战略作用自然转到配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中央军委主席团电示西路军称：目前应在现地休整，一面争取二马抗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以一部接通安西地区。12月18日，又电示：西路军的任务应基本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1月夺取甘、肃二州。西路军遵命，准备西进。
这时，何应钦的“讨伐军”进抵潼关。于是，中央又改变原令，拟令西路军东返。西路军多数领导人认为，东返困难大于西进，能否突破敌军防堵，没有把握。中央接到报告后于12月24日电示：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西路军奉命准备东返。
不料，次日张学良送蒋介石离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央军委于27日电令西路军仍旧执行西进任务。至此，西路军奉命建立永、凉根据地的任务，方告结束。
12月底，西路军再次衔命西征，开始了极其艰苦悲壮的征程。徐向前元帅有这样的描述：“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堕指裂肤。我军指战员，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冒着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苦寒气候，长夜行军，真是艰苦至极。”
1937年1月1日，五军攻占高台。1月上旬，九军进驻临泽沙河堡，总指挥部及三十军驻倪家营子。总部直属队及五军一部驻临泽县城。可这时，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在与蒋介石的谈判中，如何解决红军驻地，是双方争论的实质性问题之一。西路军控制河西走廊，进据甘西，成为中共与蒋谈判中的筹码。1月7日，中央军委主席团电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肃州建立根据地。西路军请求派军西援，中央军委派不出援军，令西路军独立支撑，完成任务。
西路军驻临泽、高台不走，马家军数万人马猛扑过来。1月中旬，敌人猛攻高台县城，五军孤军奋战，全军尽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以下三千余人，大部壮烈牺牲。奉命增援的骑兵师，途中遇敌，师长董彦俊、政治委员秦贤道以下大部牺牲。高台失守，敌军又攻临泽，激战三天，红军突围到倪家营子，九军也撤离沙河堡，西路军一万余人，全部集结在倪家营子地区的四十三个屯庄里。
最后突围
东进折回再陷重围自救生路完全堵死
西安形势危急，中央从1月16日起连续电令西路军东进，重新占领永昌、凉州。西路军收缩兵力，准备东进。二马立即调集七万多人，猛攻倪家营子地区。双方展开历时二十多天的血战。“敌人有补充，有后备力量，攻势不是减弱，而是不断加强。我们与敌相反，孤军血战，有耗无补，勉力支撑，处境越来越艰险。”这是徐向前元帅对当时状况的回忆。
2月中旬，中共中央又电令西路军放弃东进计划，就地独立坚持，适时完成西进任务。西路军领导人提议在原地坚持一段时间后，宜先东出青海大通，以解决部队补充问题，再图发展。而中央书记处复电，不同意东出青海：“你们唯一的方针，是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削弱之与各个击破之。”西路军自救的一线生路，被完全堵死。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经过讨论，一致赞成自救东返。2月21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三十军回戈击溃围追的敌骑兵旅，全歼其宪兵团，缴枪千余支及大批军资。但此次突围东进，未经中央批准。本来就有顾虑的陈昌浩，这时看到打了胜仗，得到补充，便提出重返倪家营子，建立甘北根据地。恰好此时中央来电令西路军固守五十天，并说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
2月26日，西路军返回倪家营子，重新陷入敌重兵围攻中。军政委员会决定再次突围，沿祁连山向东转移。3月11日突围进入梨园口，九军千余人基本拼光，三十军损失也很大。3月12日，中央电示：为保存现有力量，西路军出路有二，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一是就地分散游击，这时，西路军总指挥部能够直接掌握的，仅有三十军一两千尚成建制的战斗人员，其余大部分与指挥部失去联系，独立作战，多被敌人各个击破。
15日，陈昌浩在石窝山干部会上宣布军政委员会的决定，残部分成三个支队就地游击。后来，留下的三个支队，王树声、张荣所率两个支队溃散，只有李先念支队沿祁连山西进，四十多天后抵达新疆，受到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迎接和慰问。西路军全军两万多人，仅存此数百人。
西路军为什么终于惨遭失败
第一，任务问题
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
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继则放弃这一计划，独力西进，准备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再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营子坚守待援；如此等等。结果呢？造成了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长期遭敌重兵围困的被动局面。
苏联当时应我党要求，为支援我国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
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且不说河西走廊的地形、民情如何，部队刚刚进入河西地带，四面受敌，防不胜防，整天同马家军血战，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呢？
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
战场主动权问题，关系重大。西路军渡河之初，河西“四马”猝不及防，慌乱不堪。我不论北进宁夏或西进新疆，均稳操主动权在手。那时是敌人被动而不是我们被动，是敌人畏惧我军而不是我军畏惧敌人。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路军便转入被动挨打的地位，直至最后被消灭。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的外线进攻，历来强调依托根据地，实行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西路军则恰恰相反，不仅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且旷日持久，与敌鏖战。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左右回旋不好回旋，企求援应没有援应，这样，还有什么战局中的主动地位可言呢？
开始，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然而，当此之时，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摆在面前，压倒了一切。我们想集中兵力，事实上却集中不起来。河西走廊是条“弄堂”，地势狭长，堡寨稀疏，走上几十里地，见不着一户人家。每个堡寨一般顶多能够容纳一营的兵力，堡寨周围，尽是荒凉的戈壁滩。两万多部队停下来建立根据地，要占据地盘，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吗？这样，就在从山丹到凉州的300多里地段里，拉成了“一字长蛇阵”。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齐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还难。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主要靠什么形式去争取主动，消灭敌人呢？不靠别的，靠的就是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诱敌深入，声东击西，出敌不意，飘忽击敌，等等。而西路军却固守一地，不进不退，被迫以阵地防御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人地生疏，子弹打一颗少一颗，人员伤亡一个少一个。要兵源没兵源，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没援应。旷日持久下去，捉襟见肘，精疲力竭。像这样打法，焉能不败？
第三，机断专行问题
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主权。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
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这个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很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