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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国史之狱是怎样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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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心理活动往往左右着历史的进程,某一人群的心理变化,常常会掀起滔天波澜。

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国史之狱是怎样回事?

拓跋焘的汉化倾向日益引起鲜卑贵族们的不安,企图更换皇帝的军事行动失败之后,这种不安变成了恐惧。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区别在于,是把草场变成耕地,还是把耕地变成荒原?胡汉贵族们争相拓展土地,冲突在所难免,鲜卑贵族与汉人门阀展开新一轮的争斗,引发北魏第一大案--国史之狱。

北魏初年,汉族大臣崔浩当政。崔浩不顾汉族地主与鲜卑贵族之间的矛盾,试图按照汉族的世家大族的传统思想,整理、分别和规定氏族的高下,由是遭到鲜卑贵族的不满;此外崔浩又因主持编纂国史,无所避讳,直书了拓跋氏皇帝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

在太延五年(439年)十二月时,太武帝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事,续修国史。太武帝叮嘱他们,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崔浩他们按照这个要求,采集了魏国上代的资料,编写了一本魏国的国史。当时,皇帝要编国史的目的,本来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但是《国记》修毕后,参与其事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闵湛、郗标巧言令色,平时以谄事崔浩而获得崔浩的欢心。他们的建议被崔浩采纳,太子也表示赞赏。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书》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才告完成。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其中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太武帝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太武帝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崔浩被捕后,承认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其实他对自己所犯何罪,也不明白。太武帝亲自审讯他时,他惶惑不能应对。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己亥(公元450年7月5日),太武帝诛杀崔浩。在送往城南行刑时,卫士数十人溲(撒尿)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同时,秘书郎吏以下也都被杀,而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

北方士族在国史之狱遭到了沉重打击。宋人刘攽等说:拓跋氏乘后燕之衰,蚕食并、冀,暴师喋血三十余年,而中国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魏书·旧本魏书目录序》。他们指出鲜卑贵族与赵魏大族的矛盾,是颇有见地的,而崔浩正是这种矛盾的牺牲品,国史之狱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不久,太武帝北巡阴山,后悔诛杀崔浩。时北部尚书宣城公李孝伯病世,太武帝说:李宣城可惜!既而又说: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但事已至此,无法挽回。

后人点评

崔浩作为军事谋略家,深为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所器重。作为统一战争的谋主,崔浩参与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重大的军事决策,多谋善断,算无遗策,屡建功勋,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此外,崔浩才艺通博,除了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就外,在天文、历法、法律、饮食、宗教等方面都做出过重要贡献。“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魏书·崔浩列传》)

崔浩的才干与权力,引起了执政的北方民族拓跋氏及其他人的忌妒,相与谮毁,以修史宣杨“国恶”的罪名被灭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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