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历史：戚宦之争事情背景及原因 戚宦之争的历史影响

汉和帝刘肇

戚宦之争

参见：戚宦之争、第一次宦官时代、跋扈将军

88年，汉章帝驾崩，年仅十岁的汉和帝继位，由窦太后临朝称制。窦氏戚族的跋扈引起汉和帝的不满，永元四年（92年），汉和帝联合宦官郑众扫灭窦氏戚族，后汉和帝重用郑众、蔡伦等贤宦，故《后汉书》称“中官用权，自众始焉“。汉和帝亲政后，每日早起临朝，深夜批阅奏章，从不荒怠政事，故有“劳谦有终”之称。任内多次下诏赈济灾民、减免赋税、安置流民、勿违农时、招纳贤士，在法制上也主张宽刑。对外方面，击溃北匈奴使其西迁，并在西域复置西域都护府，任命班超降服西域诸国。永兴元年（105年），垦田面积达732万多顷，为东汉之最，在籍人口达5325万多人。汉和帝亲政后使东汉国力达到极盛，时人称为“永元之隆”。

元兴元年（105年）冬12月，年仅二十七岁的汉和帝病逝。出生仅百日的少子刘隆即位，是为殇帝。汉殇帝在位8个月后离世，又迎立汉章帝之孙刘祜为帝，是为汉安帝，由太后邓绥临朝听政。邓太后勤俭节约、任用贤良，使东汉度过“水旱十年”的艰难局面，同时对自己家族的势力有所限制，但对宦官势力有所纵容。

被外戚毒杀的汉质帝

建光元年（121年），邓太后逝世，汉安帝亲政，族灭邓氏戚族。安帝依赖外戚宋氏和阎氏以及宦官的力量，宠信奸臣，肆意妄为，朝政日益腐败。延光四年三月，汉安帝在南巡途中死于叶城。外戚阎氏秘不发丧，拥立汉章帝之孙济北王刘寿之子刘懿，史称汉前少帝，但在位仅200余日就病死了。

少帝死后，阎氏家族密谋再立傀儡，但被中常侍孙程击破，阎氏家族被诛杀。孙程迎立济阴王刘保，是为汉顺帝。在顺帝执政早期，宦官势力膨胀，却引发社会各界的反弹。阳嘉元年（132年），贵人梁妠立为皇后，从此梁氏外戚势力开始崛起，梁妠的兄弟梁冀被任命为大将军。汉安二年（143年）八月，顺帝病逝，太子刘炳即位，年仅2岁，由梁太后执政。永嘉元年，汉冲帝驾崩，年仅三岁。

正月二十五日，梁冀拥立汉章帝玄孙刘缵即位，是为汉质帝。质帝非常聪颖，称梁冀为“跋扈将军”，因此质帝不久就被杀害，年仅八岁。汉章帝曾孙刘志即位，是为汉桓帝。汉桓帝年少，因此继续由梁太后临朝执政。汉桓帝即位之初，梁冀势力庞大，其残害忠良，公饱私囊，无恶不作。汉桓帝对他暗中也颇为不满，延熹二年八月初十，汉桓帝与宦官谋划，派兵士包围梁宅，梁冀与妻子双双自杀，梁氏外戚势力土崩瓦解。后宦官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被封为县侯；单超食邑两万户，后又封为车骑将军，其他四人各一万户，世称五侯。

戚宦之争的背景有主要的三点

第一，自汉高祖刘邦死后，一直到东汉末年，大多数的汉室皇帝只顾贪图享乐。加之好几位汉室皇帝年幼时就继位称帝，一方面对朝政之事并不熟悉。另一方面，过于安稳舒适的生活让他们不再关心国家大事。从而让皇亲国戚以及宦官之臣有机会得到甚至掌握实权。

第二，随着皇帝的年龄逐渐长大，有些有作为的皇帝看到大权旁落，国家倾颓，有心想要重振朝纲。不得不借助皇亲国戚的力量去对付宦官势力，亦或者是利用宦官权势来打击皇亲国戚的羽翼。然而不管怎样，皇帝必须妥协一方，甚至被迫答应一些条件。这些做法最后的结果是，要么增强了宦官势力，要么扩张了皇亲国戚的羽翼。这又为戚宦之争增加了物质条件。

第三，由于国内朝纲的动摇，地方政府对百姓的压迫加深，又加之年岁不好，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各地纷纷掀起起义狂潮，例如东汉末年最大规模的黄巾起义。宦官势力与皇亲国戚势力之间的平衡逐渐被打破，两股势力由原来的暗斗到后来的明争，到最后直接演变成血雨腥风的屠杀与战争。戚宦之争说到底还是皇位的争夺，权利的争夺。戚宦之争只有在皇帝无力统治这两股势力，皇帝的权威无法压制他们之后才会产生。

戚宦之争的起因

第一点，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君主专制的至高无上性。皇亲国戚与宦官大臣几乎每天都在君主左右，这两种人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皇权。特别是在汉朝，大汉帝国沿袭了秦朝高度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型态，而高祖刘邦又大量的把亲戚提拔重用，这就给后来的戚宦关系恶化埋下导火线。他们每天看着皇帝专权，可以一人决天下生死，可以凭一己之私而夺天下为己用。这种强烈的诱惑，是一个正常人难于承受的。所以说这种皇权的专横性是戚宦之争的根源。

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戚宦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也就是戚宦之间相互制衡的磁场力量被打破。汉初，虽然皇室国戚较多，但是宦官大臣同样不少，还能勉强平衡，后来随着宦官势力的增加，两者之间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了。再加之汉朝末年，战乱较多，国家混乱皇权渐衰，能够压制戚宦力量的皇帝也压制不住了。最后这两股势力必然要碰撞在一起。这些就是戚宦之争的原因。

戚宦之争的历史影响

在东汉后期的戚宦纷争中，外戚利用皇帝幼弱，得以专擅朝政，宦官也力图拥立幼主，以便自己的操纵。双方交替专权、乱政，最终葬送了东汉王朝。

外戚、宦官专政时期，东汉政治日益腐朽。外戚、宦官以及他们的党羽，都公行贿赂，搜刮财货，兼并土地。外戚梁冀被诛，抄没的家财竟达三十余万万，抵上东汉全年租税之半。宦官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势，也公然受贿。宦官们聚积了无可估量的财富，便尽情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是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在专制制度下的尖锐表现。专制制度的完备，使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之手，皇帝成为一切权力的化身，觊觎权力的人，都力图挟持皇帝。豪族政治势力的发展以外戚专权的形式出现，从而架空了皇权。而皇帝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不得不求助于宦官，因而宦官能够专权。无论外戚或宦官专权，都力图控制皇帝，或拥立幼主，以便自己继续操纵。他们又都趁权力在手时排除异己，大肆搜括，竭泽而渔。从封建士大夫看来，宦官是身份卑贱的暴发户，所以，在外戚、宦官的争斗中，外戚较多地得到士大夫的支持。

在东汉后期的戚宦纷争中，外戚固然利用皇帝幼弱，得以专擅朝政，宦官也力图拥立幼主，以便自己的操纵。总之，双方都极力图挟持皇帝，排除异己，由于外戚、宦官的交替专权、乱政，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1.导致政治腐败：外戚、宦官的相互倾轧，使当时的政局动荡，朝纲不振，政治一片黑暗。无论是外戚或宦官擅权专政，大都排除异己，任人惟亲，卖官鬻爵，广收贿赂。

2.引起党锢之祸：戚宦乱政引起大臣和士人不满，他多支持外戚而攻击宦官，宦官便利用权力大加迫害，于是酿成桓、灵之世的两次党锢之祸。

3.造成民变四起：由于政治日趋黑暗，东汉王室、贪官污吏及地方豪绅对人民的敲榨勒索愈益加剧。百姓无法生活，便到处流浪和暴动，最后终于出现大规模的民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