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文明:现代是怎样做慈悲活动的？慈悲款项从哪里来？
首先来说下什么是慈善：
慈善作为一种思想观念、道德行为和社会事业，体现了人类共同的至善价值取向，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主要道德成就之一。从本质上来讲，慈善是一种超越性的大爱。
“至善”一词语出《大学》，《大学》开篇即提出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观点。朱熹认为天命之性，是上天所赋予人的，纯粹至善之性，是人之明德，乃万善之本，故《大学》提出明明德的要求，即彰明人的本体之明德而归于善。王阳明也认为：“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也。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轻重厚薄，随感随应，变动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
但要“达到至善”，仅从明明德的角度去努力还不够，还需要亲民。至善所提倡的正是超越个体生命而追求永生不朽、超越物质欲求而追求精神满足的独特形式。这种超越并不仅仅停留在思想的层面。中国古代士大夫在春秋时期就确立“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作为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超越世俗的永恒价值。体悟天性与思想言论、事功业绩三位一体。“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但要做到“三不朽”以臻于至善甚至做到“三不朽”其中之一二，绝非易事。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慈善”的传统，早在西周时期，周王在中央行政官职中已设立地官“司徒”一职。而且，灾荒时期所采取的社会救助手段，被称为“荒政”。
清代兼有慈善功能的江宁会馆
中国古代慈善活动怎么开展？
据《周礼·地官》记载，周王在中央行政官职中，设立地官司徒，助其教化国民，安定天下。有现代民政部部长部分职能的司徒，为做好民政工作要采取6项措施，即“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赈)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
所谓“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安富”，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关爱儿童、老有所养、救济穷困、抚恤贫苦、优待残疾、安抚富人，这些正是现代慈善概念中的具体内容。
这一时期的慈善活动，主要由朝廷来带动，灾荒时期所采取的社会救济手段，被称为“荒政”。到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很重视慈善工作。如“春秋五霸”之一的吴王阖闾，《左传·哀公元年》记载，每次发生天灾瘟疫，他都会亲临灾区，看望民众，安抚孤寡，资助贫困。
以民间为主体的个人慈善活动的出现，才是中国古代慈善事业进步的标志。
春秋战国时期的民间慈善活动比较简单，行为之一是直接在路边给需要救助者提供饭食，此即所谓“施粥”。施粥赈饥虽然简单，却是最受欢迎的一种慈善行为，为中国历代所继承。
东汉末兴平元年(公元194年)秋，京畿大旱，灾民遍野。《后汉书·献帝纪》记载，当时的皇帝刘协(献帝)，便安排身边大臣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
民间施粥更为常见，过去俗称“吃大户”。如北魏太和七年(公元483年)，冀州和定二州闹饥荒，地方贤良人士“为粥于路以食之”。《魏书·孝文帝本纪》记载，此举救活了数十万人。
一直到晚清，放粮施粥都是中国古代慈善家们的首选。现代拍摄的清宫戏中，不时会有大善人，支起大铁锅熬粥赈济灾民的镜头。
中国古代最早的慈善机构始于何时？
南北朝时期齐竟陵王萧子良“立六疾馆以养穷民”
中国古人有自己的一套慈善理念，《礼记·礼运》中是这样说的：“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人们不能仅奉养自己的父母，养育自己的孩子，而是要让天下的老年人都能享受其晚年，青壮年能为社会效力，儿童能顺利地成长，年老的鳏夫、年迈的寡妇、孤儿、无子老者、残疾人都能得到社会的关爱，这样才算“大同社会”。
“养疾之政”，是古人做慈善的又一主要内容，给包括灾民在内的老、弱、病、残者诸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如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不少地方发生旱灾，并发蝗灾，随之暴发疫情。《汉书·平帝纪》记载，当时朝廷采取的办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虽是防疫情扩散的一种隔离措施，事实上也是慈善行为。
到了南北朝时期，民间慈善活动更为活跃。当时最著名的慈善家之一、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开仓赈灾，《南史·齐文惠皇太子传》记载，他还与文惠皇太子萧长懋一起，创办了“六疾馆”，专收贫病不能自立者，即所谓“立六疾馆以养穷民”，时间在公元五世纪末六世纪初。
“六疾”语出《左传·昭公元年》，泛指多种疾病。借此开办的“六疾馆”，被现代慈善界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慈善机构之一。之前的刘宋朝，已颇重视社会救济工作，《宋书·明帝纪》记载，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刘彧(明帝)刚当上皇帝即下诏，“鳏寡孤独，癃残六疾，不能自存者，郡县优量赈给。”
稍后的北魏也有善举。《北史·魏本纪第四》记载，永平三年十月，皇帝元恪(宣武帝)，“诏太常立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
中国古代的慈善资金来自何处？
搞慈善需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这是古今公认的。那么，古代做慈善的资金从哪来？从史料来看，与现代一样，古代慈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和民间捐款。
古代民间做慈善最活跃、最热心的人群是出家人。佛教的宗旨是普度众生，行善济人，投身慈善活动也是出家人的必然选择。上面提到的中国最早慈善机构“六疾馆”，其创办人竟陵王萧子良和文惠太子萧长懋都崇信佛教。
运作最成功、影响最广的佛教慈善机构，是唐代的“悲田养病坊”。佛教有“五福田”一说，“悲田”即其中之一田，主要用来布施贫病孤老，“悲田养病坊”的名称因此而来。
在唐朝，悲田养病坊遍及各地。其经济来源，早期靠信众的奉献和寺院自有田产的收入。由于悲田养病坊具有良好的社会救助功能，对解决民生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作用明显，因此朝廷十分重视，主动介入管理。
朝廷介入以后，由国库提供的资助成为一大经济来源。这方面的资助包括生活资料的援助，提供粮食、救灾杂物等。《新唐书·百官志四上》“左右金吾卫”条中，便有送给养病坊敝幕、故毡的记载;李漼(懿宗)当皇帝时，还给各州县的病坊“赐米”。
二是官方直接投资、划拨田产。李隆基(玄宗)当皇帝的开元年间，便实行“官置本钱收利给之”的做法，使悲田养病坊的“现金流”有了保证。
尽管悲田养病坊这一慈善机构在唐后期因“灭佛”运动的出现而风光不再，但对以后中国慈善事业的影响相当深远，五代的“悲田院”、“养病院”，宋代的“福田院”、“安济坊”，金代的“普济院”，明清的“养济院”等慈善机构，都受到了悲田养病坊慈善模式的影响。
古今慈善文化理念
慈善在中国具有丰富的文化含义，它既指人与人之间的关心、爱护和帮助的行为，又指人对人的一种心态，包括同情心、怜悯心等。慈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指整个社会、民族的一种事业，即：当人对人的关心、爱护与同情，已经由个别人发展到全社会的共同行为和共同心理时，慈善就具有了社会心理、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行为的意义了。
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有着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尊老爱幼、扶弱助残的传统美德，这些传统美德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慈善文化，在中华大地上世代传扬，历久不衰。
第一，以“仁”为核心的古代慈善文化。“仁”就是“爱人”，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助人为善的精神。“尊老爱幼、孝慈为怀、邻里相帮、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优秀品质。儒家、道家、佛家、墨家等文化流派分别从自身的学术体系出发，提出了许多精湛的慈善思想。
儒家的仁爱思想。儒家认为，社会秩序和人伦关系应当以“仁”为基础，“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爱的对象不限于有亲缘关系的人，还包括非亲非故的人，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的方式是要富有同情心、推己及人、助人为善，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仁爱出发，统治者应当实施仁政、节用裕民、施惠于民，做到“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馁之虞”；商人应当散财种德、多做善事，坚守“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准则。理想社会应当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大同社会。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其仁爱思想对后世慈善事业发展影响非常深远。
道家的为善思想。道家认为，“道”是天地万物之源，天道虽然无常却可赏罚应时，使善人得福、恶人遭祸，即“人行善恶，各有罪福，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善恶报应不仅对自身有效，而且还会影响子孙后代。如果祖宗有过失，子孙也要承负责任；如果子孙行大善、积大德，就可免除祖先余殃。因此，世人应当趋善避恶、一心为善、笃行善事，具体方式有很多：“积德累功，慈心于物”，“矜孤恤寡，敬老怀幼”，“乐以养人，周穷救急”，“乐人之吉，愍人之苦”，“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等。
佛家的慈悲思想。佛家认为，善恶存在业报轮回，“今生修善德，来世升入天界；今生造恶行，来世堕入地狱”。如果想要摆脱轮回、出离三界、修成圣佛，必须怀有慈悲精神。“慈”是指以慈爱之心给人以幸福，“悲”则指以怜悯之心拔除人的痛苦。为了体现慈悲精神，佛教信徒一方面要注重“利行”，积极参与赈济、养老、育婴、医疗等慈善活动，做到“大慈大悲，常无懈怠，恒求善事，利益一切”；另一方面要注重“爱语”，劝谕世人发慈悲之愿、生救世之心，广行善举、多积功德，做到“众生度尽方成正觉，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墨家的兼爱思想。墨家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社会动乱起因在于人们不相爱，如果人们能兼相爱，就可以实现太平盛世。兼爱是指人与人应当爱人如己、互帮互助，而不能只顾自己、损人利己。具体做法是每个人发挥所长、竭尽所能，从体力、财力、智力各方面去帮助别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从而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兼爱应当不分等级、不分亲疏、不分远近，做到“远施周遍”；兼爱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回报或者博得好的名声，“爱人，非为誉也”。墨家这些兼爱天下、乐于助人、大爱无私的慈善思想，与现代慈善理念存在不少契合之处。
第二，以“救国”为目标的近现代慈善文化。中国传统的慈善文化被赋予民族复兴的使命。慈善没有国界，慈善是人类共同的美德；慈善不仅仅是传统的救穷，慈善关系着国家和民族发展。慈善机构的建立、慈善宣传的增强，结合中国实际的全新慈善模式的探索和成功，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救国家于危难之中，使贫民百姓真正摆脱了饥饿、疾病、流离失所和死亡，实现了鳏寡孤独残疾皆有所养。
第三，以“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新中国的慈善文化。新中国提倡新的社会风尚，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互相进步的新的社会风尚，全社会提倡邻里融洽、父慈子孝、尊老爱幼。慈善与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紧密联系，强调劳动光荣，全体社会成员树立劳动光荣、劳动创造一切的新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