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毋丘俭谋大逆案看法的阶级实质
【案情】
及景帝辅政，是时魏法，犯大逆者诛及已出之女。毋丘俭之诛，其子甸妻荀氏应坐死，其族兄楷与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匄其命。诏听离婚。荀氏所生女芝，为颍川太守刘子元妻，亦坐死，以怀妊系狱。荀氏辞诣司隶校尉何曾乞恩，求没为官婢，以赎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议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轻重之法。叔世多变，秦立重辟，汉又修之。大魏承秦汉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诚欲殄丑类之族也。然则法贵得中，刑慎过制。臣以为女人有三从之义，无自专之道，出适他族，还丧父母，降其服纪，所以明外成之节，异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党见诛，又有随姓之戮。一人之身，内外受辟。今女既嫁，则为异姓之妻；如或产育，则为他族之母，此为元恶之所忽。戮无辜之所重，于防则不足惩奸乱之源，于情则伤孝子之心。男不得罪于他族，而女独婴戮于二门，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为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宜改旧科，以为永制。”于是有诏改定律令。
此案发生于司马师辅政时期，毋丘俭起兵反抗司马氏失败，毋丘俭被杀，这次起兵被定为大逆。按曹魏法律规定：犯大逆罪的，诛及出嫁之女。毋丘俭之子甸妻
荀氏，是大臣荀楷的族妹，荀楷又与司马师联姻，便由荀楷上表于魏帝，请宥荀氏性命。魏帝下诏让荀氏与毋丘氏离婚，荀氏得以不死。荀氏所生女毋丘芝，已出嫁于刘氏，按此律文应从诛，因正怀孕，被关入廷尉狱中。荀氏向司隶校尉何曾乞求恩典，求没己身为官奴婢，以赎毋丘芝命。最终导致法律的修改。
【问题】
翻阅中国法律的历史，会发现类似这样的案件非常多，本案只是其中十分普通、并不着名的一件。但由此我们已经感受到法律对于谋大逆行为处罚之重，看到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株连制度。为什么中国古代法对谋大逆行为处罚如此之重，为什么株连制度在封建社会之后便不存在？
回复2楼2011-05-0316：44举报|
灼然二品
算无遗策的贾诩
离之而已10
在中国古代法中，“族刑”是一种古老而严厉的刑罚。
作为一种残酷的刑罚，族刑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曾经携《法经》入秦辅佐孝公，推行法制改革，其中一项变法措施便是“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汉书·刑法志》）。汉初虽约法三章，但死刑中仍有“夷三族之令”。汉高后与文帝先后废除了三族之罪与了收孥相坐之法。但就整个汉代而言，仍然存在间或适用族诛之刑的现象。例如，汉文帝时“有盗庙玉环者”，文帝便欲对其施以族诛之刑，后经廷尉张释之劝解而未予施行；之后，在新垣平谋反叛逆之案中，又恢复了“三族之诛”。又如，汉建安二十三年，“少府耿纪、丞相司直韦晃，起兵诛曹操，不克，夷三族”（《后汉献帝纪》）。
通常而言，族刑的适用对象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但就其具体适用范围而言，学者们的观点又不尽相同。有学者考证，“三族”即指父母、兄弟、妻及子女；但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三族”应当指父族、母族、妻族，后者的范围显然又广于前者；此外，还有认为所谓“三族”实际上应当包括“九族”，如在《隋书·刑法志》中便有“罪及九族”的记载。
然而，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难道完全都是支持并适用“族刑”的观点与实例吗？显然，并非如此，下面便举例说明中国古代法中尚有反对或限制适用“族刑”的记载，或许可以从中探寻到传统中国文化的些许痕迹。
三国时期，齐王曹芳嘉平六年，司马师拥兵迫使曹芳退位，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而实际上则是司马氏集团操控了魏国政权，于是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政治斗争进一步激化。第二年，时任镇东将军的毋丘俭（？~225年）联合扬州刺史文钦及淮南屯田诸将，共同发布了讨伐司马氏的檄文，举起了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大旗。但是，当他们驻扎项城时，因腹背受敌而被司马师击败，毋丘俭被生擒后射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