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故后蒋介石和宋美龄为何都要出回想录？

蒋介石在离开西安时发表了一个《蒋委员长离陕前对张杨之训词》。蒋介石说：“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他指责张、杨说：“以言此次事变之责任，当然尔等二人应负责”，“尔等将余留居西安，则引起战事之责任，即应由尔等坏纲纪之举动负之”。他还标榜自己道：“余生平作事，惟以国家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之恩怨，更无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西安事变就此和平解决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当时有那么一个所谓“举国狂欢领袖回京”的场面。陈公博回忆说：“蒋先生离陕的那夜，说张、杨服从蒋先生的命令了。然而西安那夜也全城放鞭炮，警察也一样地拍老百姓的门叫放鞭炮，说蒋先生服从张、杨的主张了。”蒋介石为了表明自己对事变的责任，在12月29日特呈请辞去行政院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职务，经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加以慰留，给一个月藉资疗养。

张学良陪蒋介石到南京后，就被交军事委员会处分。12月31日，军委会军法会审，判处张学良徒刑10年，剥夺公民权5年。4天之后，即1937年1月4日，又明令特赦，交军委会严加管束，蒋介石在溪口发表了《呈请国民政府赦张学良文》：“窃以西安之变，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惑于人言，轻于国纪，躬蹈妄行，事后感懔德威，顿萌悔悟，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限徒刑，大法所绳，情罪俱当，从轻减处，已见宽宏。”又说：“敬恳钧府俯念该员勇于改悔，并恪遵国法，自投请罪各情形，依据约法，更沛仁施。将该员应得之罪刑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藉瞻后效，而示逾格之宽仁是否可行？理合备文呈请，仰祈鉴核施行。”这一场“审张”、“赦张”又“管束”的戏，实际上是给蒋介石一个体面的下台阶。

为了使西北有一个安定的局面，蒋介石于1月7日由溪口致函张学良说：“中在乡医嘱静养，山居极简，略癒准当约兄来此同游。关于陕甘军事善后办法，中意：(1)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率人选，可由兄推荐一人，前往率领，免使分散，以备为国效命。(2)(杨)虎城可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务，可嘱其与墨三(顾祝同)切商办法，应照已发电令办理。请由兄手翰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不可再错到底，如是不但部队与地方得以保全，亦即所以救国自救也。尤须使虎城知全国公论，此次中央只令虎城撤职留任，而对部队又妥为处置，备极宽大，若再不遵中央处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于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于内战，而且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用军事，亦已表示于国人，故彼等必须立即决心接受，不可有丝毫犹豫，方为自救救国之道。知兄近日关怀时局，必极望早得妥善之解决，以利国家，务望即以此意剀切函告虎城及各将领，使之安心遵从命令，兄如有所见，并请酌为补充。”

14日，蒋介石在溪口复函杨虎城说：“米主任来奉，详诵来书，藉悉一是，汉卿兄问题，中已于志刚同志带奉函中详述之，此时为国为友为公为私计，皆无回陕之理，明达如兄者当然能了然，望勿再以此为言，须知中与彼同一境地，中虽在乡休假待罪，要知陕甘事变未了，与汉兄为国家计，皆不能置身事外，否则国不成国，人亦非人，复何革命抗日之可言。兹为陕甘袍泽与革命前途计，汉兄特提二案，对兄等之意见，决不抹煞，望兄以国事为重，应知革命创业之艰难，历史养成之不易，耿耿此心，惟冀览察，余托米主任转达。”

19日，蒋介石再详函杨虎城，指责杨虎城说：“兄等依然固执己见，不察国家之需要与事实，有出于寻常意想之外者，由兄等所提之要求，测兄等近来之心理，一方面以表示就职，掩盖国人之耳目，一方面则欲更进一步的割裂军政，破坏统一，以造成西北为特殊区域，表面虽宣布就职，较之未表示就职以前，其为患于国家者将更大，而自身之表里不诚，将何以逃国人严正之责备。”

他进而提出了三条意见：一是表示“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二是表示不能放张学良回陕，“陕甘之统一一日未复，即中与汉卿之罪责不得一日而卸除，汉卿深知此意，故并无回陕之请求而惟望问题之速了”;三是认为杨虎城的主张“何异将陕甘一切，悉令特殊化，何异于要求中央放弃其国防建设与后方根据地”，要求杨虎城“即应简单坦白，放弃错误，昭示诚悃，表里一致，接受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