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王朝的能量犹如一个核反响堆

世间万事一理——一个王朝的能量，犹如一个核反应堆，开国之初，如该反应堆核能量最充沛强劲之时，至其衰亡覆灭，则其能量衰减微弱，不足以供应整个王朝运作对能量的需求。至于其消亡后，仍余脉不绝，那就是核废料的降解过程，不足道，充渔樵闲话而已。

就是说，核反应堆的能量再强劲充沛，毕竟会逐步衰减，这是个宿命，所谓气数，就是这个意思。

英明的开国皇帝，思维行事大开大合，挥洒之间，无不切中义理，体现出兴旺强健的正力量。明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御览全国地图，侍臣见朱元璋心情不错，就说：我大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前所未有啊（“舆地之广，古所未有。”）。这显然是奉承皇帝。但朱元璋不是那种文艺范儿的皇帝，一听好话就高兴得想拉二胡唱K，他对现场的大臣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正是我们要谨慎的地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会带来治理的难题，因此，不管在哪里做官，各级官员，必须德行高尚，因为只有一个居上位的人的德行是可以让他人服从服气的，这是为政的前提。商纣王拥有天下，不也亡了？而他的祖先商汤的本钱起初才七十里，却慢慢地拥有了天下。都是因为一个字：德。有德者就是正能量！（“地广则教化难周，人众抚摩难偏，此正当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视。纣以天下而亡，汤以七十里而兴，所系在德，岂在地之大小！”）古代王朝的能量

帝王以礼乐化民，祭祀之事，非常重要。洪武年间，制作太庙的祭器，礼部反复研究，以为必按照古礼制作，丝毫不能马虎，为此一些儒生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各自依据古书的描述，相互指摘挑剔，水火不容。就跟今天学传统之学的年轻人一样，为一个汉服、儒服之类争论得不共戴天。朱元璋说：你们别争论了，“礼顺人情，可以义起。所贵者得宜，必有损益。近世泥古，好用笾豆之属，以祭其先。生既不用，似亦无谓，其制祭如生仪。”）洪武十一年初秋，朱元璋祭太庙，由于祭祀用的板栗没成熟，负责祭祀工作的太常向朱元璋汇报，请求能不能用桃子代替。朱元璋听了，说：当然可以！礼从宜嘛。今后咱形成一个制度，所有用来祭祀用的果品，不必常备，更不必让各地数千里供应，就用时令的果品即可。这个要形成一个制度（“着为令”）。

朱元璋虽然不是读书人出身，没什么文化，但真如子夏所言：“必谓之学矣！”

同样的事，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这样处理的——赵匡胤刚建立宋朝，到太庙祭祀，见祭器笾豆簠簋之类，陈列周详，他不认识，问这是什么？近臣汇报说是祭祀用的礼器。赵匡胤笑了：我祖宗恐怕也不认得这些，撤了吧。用日常的膳食祭祀即可。赵匡胤自己行礼完毕，却对刚才的近臣说：你们将刚才那些礼器依然摆上去，方便其他人来祭，不能因为朕，让别人无所适从。

邵康节称赞赵匡胤：真是一个懂礼乐真谛的达人（“达古今之宜矣。”）。

这就是王朝初期的正能量核反应堆，帝王言行，大事小情，无不“达古今之宜”，垂范天下，上能推诚，下无逸口，国家呈现出兴旺的气象。

考诸往史，每个王朝后来的皇帝，无不是能量衰减的过程。再健康的事物，久则必然生弊，犹如衣服有新到旧，其污染肮脏是不可避免的一样，各种各样的困难矛盾越积越多。比如，至明朝正德年间，单是宗室亲王就有30多位，郡王215位，他们的子弟还都是各种各样吃国家财政的官，消耗非常大。永乐时期就将这些宗室的俸禄大量销减过，当时就负担不起了。到了后来更负担不起。其他国家机器的运转也都日渐冗繁沉重，比如，洪武初年，锦衣卫官共205人。由于维稳和反腐任务重，机构重叠设置，到嘉靖八年，锦衣卫官增加到了1700多位。弊端这个东西，具有疯狂生长的能力，拼命革除，尚且不尽，稍有懈怠，满目尽是，以至于连个正常参照都找不到，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弊端了。

明朝每个王朝出现的短期中兴，就是继位的皇帝奋力各处弊端，给核反应堆增添新的能量，能量所加，必然有腾旺的气象。

洪熙帝在位仅一年就死了，但其仁政所施，颇有成效。明朝帝王都学了朱元璋的坏脾气，嫉恶如仇。洪熙帝刚继位，就下诏说：朕的脾气不好，如果过于嫉恶，对罪犯的处罚在朝廷的法律之外，即干预司法过分，请司法部门再三执奏，劝说提醒朕。如果你们再三执奏，朕还是不听的话，可五奏。五奏还不听的，就联合其他大臣一起奏，提意见，你们把朕当成一个昏君暴君来对待，直到朕同意回到法律的轨道上来为止。这要形成一个永远的制度（“永为定制”）！

宣德九年，朝廷想将位于德胜门外的教场，京城的教场用于操练和检阅军队，是全国最高级别的，所以德胜门外的教场面积有些狭小。皇帝派大臣去选新址，新址选在西直门外白云观附近。皇帝又派大臣去详细查看，看看修建新教场的工程难度和预算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