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楚国历史的简述
楚来历简介:
根据出土的商代卜辞和西周早期青铜器来看,在商至西周早期,存在一个强大的楚国,比如商代卜辞“岳于南单,岳于三门,岳于楚(《殷契粹编》七三)“,这里的“楚”是做从林从木从,而卜辞中妇楚之从木从,两者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所以这两支楚应该是并非一支的。
第一则卜辞的“楚”代表的是商王朝在楚田猎,那么他的位置应该距离殷畿内不会太远,郭沫若、陈梦家认为河南滑县的楚丘。而妇楚之“楚”则代表这个楚与商王朝存在着联姻关系,有学者应该就是后世的芈姓楚人,从《楚居》中季连娶于商也可以得到证实。
那么通过卜辞来看,商代应该存在两支楚人,同样,通过青铜器来看,西周早期也应该存在着两支楚人,一支称楚伯,即滑县之楚。一支称荆子、楚子,即芈姓楚人。楚伯根据《矢令簋》记载:“唯王于伐楚伯,在炎。”可以看出这支楚人应该位于这个叫“炎”的地方附近。这个“炎”,杨采华认为即指南方,楚即指的南方的楚蛮,也就是随武庚叛乱的熊盈部族。
按照杨采华的说法,指西周初年熊盈部族随武庚叛乱被平定,因此被周王朝从居住地南乡迁至江汉地区,受熊绎统治,即《楚世家》所称的“楚蛮”,与熊绎之“楚人”并非一支,熊绎楚人被周成王赐为芈姓、子爵,而此支楚人建立有罗国,后来的周昭王丧生之楚、噩、灭鄂之楚、周穆王所伐之楚、灭“汉阳诸姬”之楚,包括商朝所伐之楚,都是楚蛮,并非芈姓之楚。
杨采华认为楚蛮与芈姓之楚非同一支有待商榷:
一则据《逸周书?作雒解》记载:“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竹书纪年》则记载:“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可见“熊盈”即“淮夷”,按杨采华之言,一,武丁所伐之荆为熊盈,那么熊盈应当是商王朝的敌对国,那么又如何在西周初期参与武庚之乱,并终西周之世与周王朝为敌;二,武丁时期的淮夷势力尚没有发展到南阳一带;三,没有证据表明噩国为此“楚蛮”,噩曾与周王室联姻,为??姓;四,若周昭王为此“楚蛮”所害,管仲为何指责楚人,楚成王又为何不辩解;五,言汉阳诸姬为此“楚蛮”所灭,但唐、随、申、蒋都为楚人所灭,如何来的“楚蛮”之说,且吴国在柏举之战中亦指责楚国在汉水吞并诸姬,若汉阳诸姬为“楚蛮”所灭,随即汉阳诸姬中最大的国家,岂非不知道;六,既然“楚蛮”一直被周王室打压(周成王、周昭王、周穆王、周厉王),如何还有实力去吞并汉阳诸姬,且还能攻到洛邑附近。
而最重要一点,就是楚国与罗国之间的关系,秦嘉谟本《世本》言:“罗氏,本自颛顼,末胤封于罗,国为楚所灭,子孙以为氏。”杜预《左传?桓公十二年》注为:“罗,熊姓国。”《楚世家?正义》:“罗,熊姓。”可见罗与楚同族,并非淮夷,若按杨采华之言,则是文献记载之误,即因为罗出于熊盈,以“熊盈”之“熊”为姓,因楚王族称熊,因此被后世误认为与楚同族,但杨采华之言或许是为了调和郭沫若的楚人来源东夷说与楚人来源中原说,此说并不可取。
此处的“炎”应该是指“郯”,而郯恰好位于东方淮夷之地,而此处的楚与熊绎之楚应该并没有关系,为商王朝的盟邦,与武庚一起叛乱,被灭亡,也就是河南滑县的楚。
那么也就是说楚人包括有两支,一支可称荆,多称子,即是芈姓楚人,一支是位于今河南滑县的商王朝盟邦的楚,青铜器称楚伯。
如果说河南滑县的楚国和芈姓楚人还比较容易区分的话,楚蛮河芈姓楚人就被大多数学者混为一谈了。
先来说一下楚人。比如《竹书纪年》记载:“(桀)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这里的“荆”应当是指的芈姓楚人,因为在此之前商讨伐了楚人的盟邦昆吾、豕韦、大彭等,同样,作为夏盟邦的楚人也应该受到讨伐,再则荆蛮位于江汉区域,商汤翦灭夏羽翼是不会远至江汉区域的。同时由于楚人虽暂时降于殷商,但毕竟与商并非一心,因此不久即叛乱,武丁再次伐楚,比如《越绝书》作:“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当是时,荆伯未从也,汤于是乃饰牺牛以事荆伯,乃委其诚心。”《商颂》也有武丁时期:“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同样,这也与《楚居》记载吻合,根据《楚居》记载,季连曾与武丁进行联姻,大概楚人屈服后为了生存与商王朝联姻以表示自己臣服于商。
季连,根据《楚世家》记载:“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即指季连在夏之时,季连生附沮,沮生穴熊,穴熊之后楚人开始衰微,或在中原、或在蛮夷之地,而根据《楚居》所记载,季连为鬻熊祖父,鬻熊即为穴熊,则季连应在商朝后期,而称“弗能纪其世”,大概是因为司马迁不能记录此中的楚人世周人系,因此误将季连作夏朝之时。
楚人虽短暂臣服于商,但毕竟与商存在矛盾,因此在周兴起后,其首领便投奔周文王,成为了周王朝的开国功臣之一,楚蛮则与楚人相反,一直与周王朝是敌对关系。
荆蛮与周王朝所爆发的最大的战争,大概就是导致周昭王身死汉水了,如《史记?周本纪》记载:“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古之学者大多片面的认为周昭王为楚所害,如王逸在补注《天问》中“昭后成游”时说:“南至于楚,楚人沉之。”今之白寿彝、吕思勉、朱绍侯、魏昌、杨宽等人也都力主此说。但经过七八十年后楚国竹简以及西周青铜器的大规模出土,这种理论就经不住推敲了。
按《竹书纪年》记载:“周昭王十九年,天大??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说文》记载:“师,二千五百人为师。”六师,即一万五千人,按楚人当时弱小,是无法抗衡周昭王如此强大的军队的,且此军队是周昭王的精锐禁卫军,而且包括有南方诸多诸侯国。那么楚国有没有这么强大呢?根据《楚居》记载,此时的楚国甚至没有祭祀的小牛,国力不仅弱于权、庸,甚至连?国都远远强于楚,如果是伐楚,周昭王是不必要这么多兵力的,可能有人说,周昭王可能是炫耀武力,但按《史墙盘》也有铭文:“广能楚荆,惟患南行。”“能”为柔远能迩之“能”,是安抚怀柔之意,这个就足以说明周昭王所伐的楚势力当是非常强大的,甚至周王朝对他的讨伐都有些力不从心,而试图采取安抚的策略。显然弱小的楚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二则按楚屈完答管仲言:“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可见楚人对于周昭王之死是矢口否认的,而管仲对此也无可奈何,杜预注也说:“昭王时汉非楚境,故不受罪。”似乎周昭王并未讨伐楚人,甚至管仲自己也并未责罚楚人与周昭王作战导致周昭王的死,而是说楚人应当为周昭王的死负责,也并未说周昭王伐楚之事。
三,周昭王当时是为夺取鄂东南地区的铜矿资源,从青铜器时大量出现的“孚金”可以看出,其主要方向在鄂东,即经由南阳盆地绕到随枣走廊,而后渡过汉水,而楚人位于鄂西北,又并没有较多的青铜资源,甚至西周初期出土的楚国青铜器也屈指可数,仅仅荆子鼎,还是周成王所赏赐的铜矿所铸,与周王室并没有公开的矛盾,周昭王也没有讨伐楚国的理由。
而周昭王所讨伐的应当是江汉平原至鄂东一带的荆蛮部落,在鄂东的蕲春、麻城、黄陂等地,出土有殷商后裔方国遗址,但其下限至西周初期,大概他们就是周昭王所讨伐的对象之一,在出土的卜辞和青铜器中,也有关于西周的属国,我、举、方、曾、长子、望诸国与虎方作战的原因,虎方即徐,大概就是徐的分支群舒,关于虎方、徐、群舒的关系,限于篇幅的原因,如果做过多的赘述,可能时间不够,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李世源先生的《古徐国小史》。
也就是说荆蛮是指的江汉地区的土著民族,楚人是其中一部分,但不是所有的荆蛮或者楚蛮,荆、楚都是指的芈姓楚人。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除了史料一个原因外,还得益于楚黑和楚吹。
楚国的强大是中原所谓的正统主义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需要把周昭王的死夹在楚人身上,来宣传楚人的蛮夷之心和以下犯上。
而楚吹同样需要周昭王的死来宣传楚人的强大,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另外,很多人受史书中周昭王身死江汉的影响,认为周昭王对荆蛮的讨伐可能是失利的,但从青铜器来看,大量出现有“孚金”、“赐金”、“有得”等字眼,所以可以看出周昭王对于楚蛮的战争是胜利的,而且俘获了大量的青铜资源,尤其是在周穆王时,一举平定南方的楚蛮,也可以看出周昭王战争的影响,若不是周昭王对南方楚蛮的打击,周穆王恐怕平定楚蛮没有这么容易,而且在周昭王时期对楚蛮的讨伐大多只称荆、楚,而周穆王时期则出现了纣、纡、舒、越等,可以看出由于周昭王持续性的打击,荆蛮内部也出现了分化,这对于周穆王时期对南方的征伐是及其有利的。
那么,周昭王对楚蛮持续性的打击,造成了两个重要结果,一个是周王朝军事力量的衰弱,虽然在周穆王时期,对南方大量征战有所改善,但也只是昙花一现,甚至连周王朝的铜矿运输线都无法有力保障,第二个就是荆蛮的实力大幅度的衰弱,因此才能被周穆王一举平定。那么这两个结果的影响是什么呢?
那就是楚人的`崛起,周王朝与荆蛮持续性的战争,不仅使荆蛮实力的大幅度下降,而且使自身丧失了对南方的控制力,在江汉流域出现了权利真空现象,而对受周王冷落的楚人则迅速崛起,根据《后汉书》、《水经注》、今本《竹书》记载,楚人帮助周穆王平定徐偃王之乱,甚至直接起兵伐徐,按楚在鄂西北,楚所伐之徐,当为群舒,即虎方,地在今鄂东至巢湖之间地区,如《合集》6667其一:“贞,令望乘暨举途虎方,十一月。
”“望”,岛邦男考证在今淮水上游北岸,第二则卜辞中的“举”,亦即举水流域的举国。这两个方国也出现在西周青铜器中,所以虎方应该在举、望两国之间,那么其东境当在鄂东北和豫东南,而楚人西周初期尚在鄂西北,却至鄂东北并且伐徐,可见此时的楚国其实已经较强大了,从不久熊渠就伐当时南方的大国庸、鄂、伐扬粤、称王就可以看出。楚人能在短短几十年就发展至此,其所依靠即是敏锐的眼光,趁周与荆蛮相争时迅速崛起,又趁江汉流域真空时进行扩张与发展。
楚人另外一个争议比较大的就是楚人的来源,主流说法有东来说、西来说、中原说、土著说等。
东来说,如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指出:“淮夷即楚人,即蛮荆…淮徐荆舒每连言,必系同族,且为殷之同盟。”淮夷,即在今淮水流域一带的夷人,其《殷周青铜器铭文考释》又认为“楚人”即“熊盈”,并指出:“楚之先世居淮水下游,与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熊盈当即鬻熊,盈鬻一声之转。熊盈族为周人所压迫,始南下至江,为江所阻,复西上至鄂。”胡厚宣将郭说更进一步发展,在《楚民族源于东方考》指出:“祝融即陆终……即遂人即黎;而陆终、遂人及黎皆为东方之民族也。……惟其后以周民族之东方压迫,及黄河流域之渐渐改变,东方民族遂多相率南迁,而楚民族势力甚强,乃渐扩土于南方之江汉流域。”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亦同此观点,称:“查甲骨卜辞里有一片‘辛卯,?D楚…’的记载,可见殷代已有楚的国名。又‘鬻熊’或许就是‘祝融’的演变,他的时代当在殷代。楚王室实在也是东方的种族。周初的铜器铭文记载周王伐楚,驻扎在炎的地方,这该是后来的郯国,地在山东…《逸周书》记载周公东征熊盈十七国,俘回来的九国,‘熊’是楚氏,‘盈’就是‘嬴’,所以我们很疑心楚人同秦人一样,都本是东方的种族而被周人硬迁到西方的。”
西来说,如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说高阳》指出楚之先祖高阳氏颛顼发源于今西部的昆仑山一带。岑仲勉则将楚人与西方拜火教相联系,楚人尚火、拜火教也尚火,而“莫敖”读音与古波斯语中的“火教士”读音相同,“熊”与中亚拜火教中经文的“首领”读音相同,“芈”与“米底亚”两者“对音相同”,因此岑认为远古楚人即米地亚人,是随居住在里海西南的周人东迁的米底亚人一支,并反驳郭、胡、王东方说,认为颛顼、重黎、祝融都为西方族类和西方人物。
中原说,如屈原《离骚》开篇即言:“帝高阳之苗裔兮。”而高阳氏为中原上古帝王,可见楚人为中原后裔,而《史记?楚世家》也记载:“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旧许,即许国旧地,在今河南许昌一带,这也是几乎古代史料千篇一律的记载:
土著说,如范文澜《中国通史》、周谷城《中国通史》、俞伟超《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都主张的此说,即认为楚文化源于江汉平原的原始文化,即楚人为江汉平原的土著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