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二十年祭（3）

（八）

其实，一九七七年通过高考去读大学的，在我们秀水公社也没有几个人，而且即使录取了，不是一座中专学校，就是一座很普通的大学。

天上本来就没有馅饼掉下来，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我总希望天上掉下一块馅饼，甚至感觉到这一块馅饼就快要掉到嘴边了，只是我没有接到。没有吃到馅饼并不要紧，第一次高考落选后，我的心情还是不错的，我觉得自己还行，以一个小学文化程度通过自学初录了大学文科，说明自己还是鹤立鸡群的。起码一条，社会对我和我们这样家庭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真有一点阿Q精神，我以前也阔过。

就在我考大学期间，也就是一九七七年冬月腊月吧，我开始着手策划两件大事，一件是迁居，一件是怂恿小弟跳级读高二，准备明年提前考大学。

这两件事情居然都做得很成功。

从祖屋新堂屋迁出去是父亲的遗愿之一，当时也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我是一边参加集体劳动，一边在工余复习参加高考，再一边做完这件事的。腊月底，我就把新堂屋迁到了茅屋场，建在茅屋场一个寸草不生的地方。

小弟星辉是在家门口读完初中的，初中毕业那年，他入了团，也升入了高中，高中就在当时的秀水中学。他的机遇好，升高中和入团正好碰上极左政策解冻的这一年，当我报名参加高考的时候，我就怂恿他跳级读高二，准备参加一九七八年的高考。那时候，我最担心的是怕政策再度变回去。小弟果然听我的，一边读高一，一边自学高二的课程，高中第二学期他就去读毕业班了。那时的高中学制是两年，课程也没有现在的难，小弟聪明，他跳级读书也不是很困难。

我们一家是在一九七八年正月初六日搬进茅屋场新居的。过后没几天，我少年时代那位十分钟情的姑娘就出嫁了。她原本在我们大队当民办教师，结婚后就转到夫家的大队当民办教师去了。办手续的那天，她就是从我家新居后面走过去的。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又落到了别人的嘴里，我怅然若失，这件事情也更加坚定了我考大学的决心。我一定要走出去，去实现自我价值，我一定要通过自我奋斗来换回我的尊严。

于是搬进新居后，我就开始利用晚上的时间自学数学。自学数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尽管那时候高考的文科数学试题并不难，但是，你要会做题目，就必须要学完初高中的全部数学书，我所用的数学书籍便是我小弟的教科书。

对于我的第一次高考落榜，人们从内心到外表都是幸灾乐祸的，传统的思维定势也不可能因为极左政策的解体而迅速发生变化，这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我在一九七七年最终录入到了大学，社会舆论才会觉得这个世界真正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上成大学才是顺理成章的。但是，社会却在发生缓慢的不可动摇的变动，这种变动的力量极其巨大，任何人都阻挡不了，每个人又可以感觉到可以触摸到。就在一九七八年，我和文兄双双被推倒生产小队的领导岗位上，他做队长工作，我做出纳兼记工员工作，这是真正通过民主产生的。以前，这些中国社会最底层最小的权力，都是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的。

我们兄弟基本上掌握了一个生产小队的权力，双双走上权力宝座，都有一种样板思想和样板行为，要使自己成为公社社员的榜样，要使生产队的工作和收入也成为各个生产队的榜样，所以，我们都在拼着命干生产抓收入。

可想而知，我是很累的，我的数学自学只能放在夜间进行。每天晚上，我都累得趴在桌子上睡觉，睡醒了又学，学不通就问小弟。可是，无论小弟如何讲解，我还是似懂非懂，数学与别的功课不一样，听得懂，但是一做题目又不懂了，这就是没有专业训练的坏处。

这年正月，大舅父略施小惠，一定要将她的大女儿定给我做未婚妻，这件事情明里暗里折磨我达四个月之久，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和舅表妹在端阳节定了婚约关系。虽然我看轻这种关系，但是它就是一张无形的网，弄不好就鱼死网破，两败俱伤。

订婚之后，我又满怀希望报名参加了一九七八年的高考。

这一年的高考改在了夏季，距离第一届高考只有半年时间，许多头年落马的青年又纷纷报名参考。这一年的考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应届初中毕业生参加中考。小弟便是这一届高中毕业生，他也报考了大学。不但如此，各地中学都在大规模地组织社会青年集中训练复习，本意是想多考出去几个人才，为地方争名誉和利益的动机驱使学校这样去做。

我虽然也在自学数学，可是我是蜗牛行动，别人是骏马奔驰。我第一次尝到了竞争的滋味，初步认识到这考场也就是人生搏杀的一处战场。

当然，搏杀也是一种刺激，对我们男人来说就是这样。

临近考试的时候，我记得自己也是请了三四天的假去参加过集训，都是学考场纪律和考试规则。那时候，我和国君和寒哥是有名的三驾马车，又都报了名，报的类别和专业还是去年一样的。我们三个人在集训期间总是在一起行动的，我们经常在一起嘀咕，笑芸芸众生，说这个人是来为我们做伴的，那个人也是来凑人头数的，似乎大学中专的录取通知书已经到了手里一样。

他们俩那个时候给我取了一个诨名，叫做“二孤老”。

当年有一名叫做屈家顺的考生，年约三十岁，老三届的，金光村人氏。其人长得又矮又丑，眼睛也近视，经常背着一个写有“为人民服务”的黄背包来开会。由于他路途遥远，老是迟到，他来了就没地方坐，就一老往主席台边上凑，众目睽睽也不怯场。每逢这种时候，国君就喊着我的诨名说：二孤老呀，你看这个老倌子哟也来考大学，不知是哪个大学肯收留他，吓都要把人吓死。我听后窃笑，为他的幽默语言，也为屈家顺的滑稽。

当年我们这套三驾马车真有点不可一世，走路都有点螃蟹味道，在秀水中学或者秀水集镇上一走动，常为众人指目，我们很明白，却总是坚持不改恶习，从开高考动员会一直到高考结束，都是这副德行。

第二次高考，我依然坐在那个破礼堂里，横排数是第三排，竖排数是北边的第一列，所不同的是时令，一九七八年的高考在炎热的夏季。

依然是考五门，依然是数学难住了我，其余四门我觉得比第一年考得还要好。拿到数学卷，看了这道题又看那道题，差不多是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我还是不只要从何下笔。学习的时候似乎是学懂了，做题的时候又不会了，我毕竟还是做了一些题目，估计突破“0”蛋了。

这年的高考就基本上正规了，考场几员都是具备的，而且让人感到了壁垒森严的味道。

由于怕热，考试期间，我天天就带着小弟在学校前一家亲戚家里吃中饭。小弟那时候在秀水中学已经小有名气了，我们兄弟俩一同考大学也一时传为佳话。二人同出同进，也是秀水中学的一道风景线。

就是这次高考，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H，她那时在做监考员，是一位小学民办教师。由于她那时长得挺漂亮，我以为她是一位城市里来的姑娘。她当时恰好就在礼堂里监考，她并不认识我，我也是事后才听说她的。

高考一结束，我就回到生产队参加紧张的“双抢”去了。

之后，又是政审填表和体检。

我们建设大队的那套三驾马车又全部初录上线了，除了我们三个，我们建设大队还有另外几个人也初录上线，我的小弟就是其中的一员。小村再一次沸腾了，秀水的舆论再一次大哗：建设大队有两兄弟同时考上大学！这个消息就像长了翅膀样，在秀水的穷乡僻壤、大屋小庄上空飘荡！

政审过关了，大队公社两级只是盖章子而已，失去了权力的内容。

填表的内容依然未变，我还是填报武大复旦两校的经济系。

体检依然是在岳阳进行的，我领着小弟一块儿去的。那些日子，只要我领着小弟一出门，就经常有路人驻足众人围观的场面，人们就像展览动物园的宠物样看着我们，议论我们。那时候，平静的山村，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新闻了。

我们兄弟给家乡人的直觉是“考大学，跳农门去”！

录取工作又迅速又漫长。

第一批录取通知书是八月份下达的，小弟的通知书就是这时候来的，他的学校就是广东省的中山大学，他的考试分数超过了清华大学当年在湖南录取线的3分。国君的通知书也是首批来的，他的学校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春姑的通知书也来了，是湖滨师范，她是我们铜盆冲第一个考出去的女孩子。

小弟是铜盆冲第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学生，这一年，他还要在入学以后才满十六岁，以这么小的年龄跳级考上大学，在我们这一块地方，确实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我们全家人都有一种捡了金元宝的感觉。

后来，秀水公社考生的入学通知书就像吊香一样今天来一个明天来一个，大家的都来了，唯独没有我的，寒哥的入学通知书是那年十二月份来的，他的学校是湖南省公安干警学校。

三驾马车拆散了。

我再也抬不起那高贵的头颅了。

我又走了麦城！

（九）

第二次高考，秀水公社获得极大丰收，一共考出去了四十几名大中专学生，荣获岳阳县“甲等高考先进单位”荣誉称号，这块奖屏现在还挂在秀水中学的荣誉室里。

为什么独独我落选了呢，为什么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走麦城呢，带着这个深深的疑惑，一九七九年正月，我去岳阳送小弟乘车，在岳阳逗留了几天，领着小弟专程走访了岳阳地区教育局招生办。

其时，岳阳还只是一个很小的城市，闹市区还在铁路西边，发展的规划是向东边扩展，地区教育局就设在一座孤零零的山包上，我们走过东茅岭后，就一直踩着田埂小径爬上了这个山包。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女士，因为档案已经解密了，她就把我的档案扔给我，然后说：你的分数超过了录取线13分，许多大学招生人员拿起你的档案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最后又终于没有录取你，你没有报他们的学校，又没有报他们的专业，又不服从专业调配，他们就不敢录取你。另外，你的数学成绩太差了，报考经济系又离不开数学，名牌大学没法子录取你，你不该只报名牌大学的。

可是，别的大学没有经济系啊！不是我一定要报考名牌大学，是我一定要报考经济学专业。

超出录取线13分而没有上成大学，我自己都深深地为自己惋惜。

我解开档案袋，抽出了我的考试试卷，我考试的五门有四门是特别棒的。我五门课程的分数是语文74分，数学7分，历史98分，地理95分，政治87·5分。除数学一门外，其余四门我都考出了当时的最高分数。那位女士说，全岳阳地区去年的高考语文，只有四个人上了70分，你是74分，是最高分数。几乎每所大学的招生负责人都看过你的档案，都取舍难定，因为你的服从栏里，填写的是不服从。

她对我的一切情况了若指掌，她总是为我惋惜。

我打开我的语文卷，其实，我的基础题做得不是太好，主要是作文得了高分，30分的作文我得了29·5分，差不多是满分，70分的基础题我得了44·5分。

那位女士提供的情况让我一次次震惊，我恨我自己，恨自己的蜗居一隅不肯去见世面，恨自己不愿低下高贵的头颅去求人说情帮忙。我想，我当时如果知道自己考得这么好，我就是去求北师大湖师院之类的学校，他们不会不要我的，录我去读中文系与我数学差没有矛盾。

我无限痛苦地离开了岳阳地区教育局招生办公室，那位女士鼓励我别灰心，下年再来。

其实，在她鼓励我之前，我就开始了新一轮的数学学习，我无法挡住上大学的诱惑。小弟入学后，也从中大接二连三地写信来，鼓励我继续学好数学，来年再参加高考。

一九七八年秋天，立新小学一位教师请病假休假了，我被学校请去代课。那时候的小学都办戴帽初中，我的工作任务就是在初中班上当一名班主任，教一门语文和几门副课，我的教学生涯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上任的头天晚上，我激动得一个晚上都没睡觉。我的激动不是说我热爱教育这个行业，而是觉得社会在认同我，而且一执教鞭就是教初中生，这在我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一边做教学工作，一边学习数学。到期末考试的时候，我所任教的班级总分人平和几门学科人平分数，在全公社同类十几个班级中居然拿到了第一名。

一九七九年上半年，我依然回到生产队劳动，仍没有去脱产学习，还是一本老黄历，白天下地劳动，晚上业余学习，解不出来的数学题就往中大寄去。

这年的高考又有了新的变化，再不以公社为单位设考点了，而是以区为单位设考点。考生中的社会青年急剧减少，而是以在校毕业生为主了。社会青年能够考上的都已经走了，不能考上的都去结婚生孩子了，他们再也不是应届毕业生的对手了，像我这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人是少之又少。

那时候，我们黄沙街区在开办高中，公社一级的办学体制也在发生变化，公社只办初中，大队只办小学了，高中的办学权收到了区一级。我们黄沙街区的高中设在凌云，叫岳阳九中，也叫凌云高中或者黄沙街区高，我就是在这里报的考，在这里参加的考试。

和我同一年在这里参加高考的，我们屋场里还有春弟、建弟等人，他们是应届高中毕业生。

我依然是报考的文科。

凭心而论，到这时止，我的确在数学上花费了不少的工夫，以我当年自学的水平，考一九七七年的数学题得一百分没有问题，考一九七八年的数学题应该可以得六七十分。但是，初期高考起点低，升高快，真是水涨船高，我学得多了一点，它的难度就加大了一点，抵消之后，所余无几。这一年，我的数学得分是29分，这是我进入师范后才知道这个分数的。

和前两年一样，高考之后，我又被初录了，参加了政审填表体检三部曲。我总是愚顽不化，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还是前两年的现志愿现学校，没有意识到应该从经济学的噩梦中醒过来，经济学情结就如同一条钢铁绞索一样绞死了我。

对于一九七九年的高考，我没有抱多大的希望。“双抢”一结束，大队就录用我做了民办教师，我虽然不大情愿，还是答应下来了。

这年的九月份，我的情绪是坏到了极点。八月份过去了，我的通知书没有来，九月份过去了，我的通知书还是杳如黄鹤。别人又上大学去了，我却被钉在教席上，每日里只回家吃三餐饭，不和人说一句话。

十月的一天，邮差送来一封信，说是我的入学通知书。我先是一喜，大学通知书毕竟姗姗来迟；继之是一疑，这是一份什么样的通知书，是来自哪个学校的通知书；待到我拆开信封抽出来一看，我简直就傻眼了，这是一个叫做湖滨师范学校下发的通知书。

我沮丧极了，却又无可奈何。我没有报考这所学校，更没有选择师范这个专业，这所学校却录取了我。我如果放弃这所学校不去读书，家里就会逼我成婚，因为这年我都二十五岁了，到了成婚的年龄。我如果去读书，又于心不甘，却可以顺理成章地解除婚约。我最终还是选择了读书，我的第一要务就是逃离家乡。

从此，我就开始了我一生的教书匠的生涯，开始继承我的祖业。这种职业是我千百种计划中从来就没有设想过的一种。

我根本就不热爱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