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姐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

我是一个七零后。如果你问我在我曾经经过的岁月中，哪一段时光最幸福，我会毫不犹豫地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想许多和我年龄相仿的人会给出相同的答案，因为那个时期人们不再挨饿，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日益改善，而且彼此之间的生活质量差距不大。那时的中国人民尽情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实惠，乐观、自信、诚实、大方、平静……

本文中的华姐就是那个时候出现在我的视野中的。

我的女儿最早能够复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

我的邻居三嫂的父亲贾先生在一个镇上当一所学校的校长。那个年代人们生活比较贫困，有些人家连取暖的炉筒都没有。有一年冬天，学校的炉筒在夜间不知被谁偷走了。贾校长想了一条计策。他在户外板报上写了几句话：“做贼不妙，炉筒灰洒了一道。线索已经查到，谁偷的赶紧送回学校。”

心虚的窃贼看到这条打油诗似的告示坐卧不安，当天晚上，他又悄悄地将炉筒送回了学校。时至后来，人们始终不知道窃贼究竟是谁。

这个故事我是从邻家三嫂的口中得知的，那位机智的校长就是她的父亲，而我要讲的这位华姐就是贾校长的女儿，也就是三嫂最小的妹妹。

华姐出现在我的视野中的时候贾校长已经不在世了。记得每到春夏之际，她总是先到离我们村有五六里地远的一个村子，那个村子靠着乡村公路，那是她大姐家。在那里住上两日，然后她会同她的大姐来到我们邻居——她二姐家，再住上两日，然后姐三个再到离我们村有四里地远的另一个村子，那是她三姐家，再住上两日，然后才回自己的家。

那时的华姐来自附近一个比较大的镇上，所以她的穿着在我们村人的眼中显得也就比较洋气。雨天她会打一把花伞，伞不大，坠落的雨珠顺着伞落在她的粉凉鞋上;晴天她会打一把红伞，红伞并不比花伞大，刚好遮住她的脸，乳白色的伞柄握在她的手中，和她的手几乎融为一体。

那时我十二三岁吧，常同三哥的儿子玩耍，有时去他家看电视，遇到三哥三嫂不在家，华姐会打开电视叫我们看。她会给我们讲排球规则，会给我们解释听不懂的歌词，有时也会帮我们串联电视剧的情节。

记得有一次我还同他们一家到贾三姐家去串门。路上我们顶着烈日在田间穿行，边走边唱，捉蝗虫、偷甜瓜，不一会儿就到了三姐家，临走时还在她家吃了一碗面条。

八十年代的这些事像一幅幅美丽的图画永久地定格在了我的记忆中。图画中的元素有宁静的乡村，有质朴的邻里关系，有童年的尽情玩耍和欢笑，有对成长的无限期待和遐想。可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这些美好的画面再也难觅其踪影了。

城市里面霓红灯多起来的时候，华姐结婚了。她嫁给了一个普通的农民。很快，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女儿四五岁的时候，我还见过华姐。听说他们生活得不算富裕，可是华姐看来照比婚前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依旧爱说爱笑。

KTV变得越来越吵的时候，华姐撇下丈夫到大城市去了。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只是听闻她整日生活在灯红酒绿中。昔日伞上的花朵变成了玫瑰，坠落的雨滴化成了洋酒，舌尖的欢笑变成了哭泣。

再后来，她的丈夫得病死了。据说丈夫生前曾有人给他算过命，说华姐会回到他身边的。他等啊等啊，可是终究没有等到那一天。

华姐的女儿长大了，她从城市回到乡村，再次嫁人;再后来，女儿成年了，华姐又出走……

我从十七岁离家在外求学，九十年代以后的华姐我再也没有见过。有关她的故事都是从家人口中得知的。我看过陈冲的电影《意》，我觉得华姐过的就是电影中女主角的生活，她始终在依靠着某个男人，而那个男人又让她靠不住。

时光一刻不停地在前进。

人们在不知不觉间堕落。

我的叔叔今年已是花甲之年，而华姐的年龄同我姐姐相仿。听说有一次，华姐竟问起我叔叔有多少亩地，不知她是不是想做《苏城舞会》中的爱米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