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衣女子、五合楼和一个陌生的词语一同走进我的梦境
1979年的春节，牡丹江地区捂上一场厚厚的大雪。
早饭后，雪，还在不停地下。风的肆虐，和雪的狂舞，让我这生性好动的心，生出一阵狂喜，简直是落雪如梅花千树哎！
我喜欢这雪花的飘飘洒洒，更喜欢对狂风暴雨的那种体验。正好是大年初一，我回宿舍戴上棉军帽就走出师机关大院，趟出第一行脚印，直奔北山公园那座最高的山顶。
我刚到北山公园的烈士塔前，地上的落雪就已一尺多深；狂风，象鬼哭狼嚎一样的吼着，从地上卷起的雪扑你个满怀，那劲头，不把你“撞”个趔趄，也好像连你一起卷到天上去似的。不但雪花落在脸上化不了，风刺得脸像刀割-样痛。但我非要爬到山顶上去，看是风狂还是我狂。
当我喘着粗气，跋涉到半山腰时，一阵旋窝风把我掀倒，滚出有一丈多远，卡在一棵树根上。尽管有点恐惧感，但我非要体验一下，再狂的风是什么样的。我从雪地爬起来，把棉军帽的系带系牢，继续朝山顶攀去。这时，我见山顶上有个小红点儿，那小红点儿也随着我的脚步不停的上移而扩大，仿如一堆绽放的篝火！
快爬到山顶时，才发现是一位穿着红色羽绒服的女子，站在距山顶端一丈多远的松树根下，抱着树干，朝着她脚下的这座城市张望。我是从她身旁趟出一溜脚印，爬到她身后的山顶端上去的。我站到了山顶上，见整个大地和脚下这座城市，被这场大雪捂的严严实实，除了城市上空的烟筒在冒着黑烟，火车、汽车和人们的脚步全停了，真是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站在这山顶上，看雪花扬扬洒洒的上下翻舞，更清晰、更壮观、更有动感和诗意。可我这分闲情却溜跑了。除了山顶上的风更加强劲，几次差点把我掀翻落个倒栽葱，眼前这位红衣女子更让我心里别扭。大年初一，不窝在办公室看电视，顶着狂风大雪跑这山顶上干什么来？眼前这位红衣女子比我还发神经，她站到这山顶上来又是为什么？显然，不是失恋就是自弃。她会不会寻短见，了断在这山顶上或被冻僵在这里？我的目光细心地在她周围搜索一遍，树上没发现有悬挂的绳子；风雪巳经掩埋了她上山来的时间痕迹。我站在她身后的山头上已有二十多分钟了，却没见她回过一次头；现在天这么冷，风这么大，雪还下个不停，如果再下半个时辰，我和她都无法从这山上走下去了。怎么办？我自已一走了之，这等于见危不救；劝她下山，她不买帐怎么办？上来时，我看见她的脸已冻成了苍紫色，眉睫上的雪挂是她呼吸时的呵气形成的，我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她的目光也是呆呆的，直勾勾地盯着山脚下的这座城市。
我心里有点急，往山下趟时脚步有点乱，当我一步一挪地从那红衣女子身边走过去时，她的目光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但我站在她对面时，却正眼好好瞅瞅她。她的目光呆滞、麻木、似乎比这鬼天气还冷冰冰的，并且，还是毫无反应，简直就是堆起的一个雪人。
我的脚步试探着一步一个脚窝地折向东面的山脊。因为山的脊背上积雪厚度相对浅一些，而且东面山脊林木密集，大风打着旋儿扑过来时，只要抱住树干或扯住树枝，就不会摔倒滚下山去。而我对牡丹江北山的地形特别熟悉，每天早晚我都到这山上跑步、散步，呼吸新鲜空气，想一些采访题纲。我朝山下趟出有十多米远就停下来，回过头，站在那里筹着那红衣女子跟过来。可她还抱着那树干，连脸都没朝我转过来，象一尊雕像。我见那女子毫无反应，心里有些乱，加快脚步，胡乱地趟出大约有二三十米远，再回头时，那红衣女子却不见了！
我的每根头发丝立刻都竖了起来，两腿有些发软，难道她是个红衣女鬼？我对自已的眼睛和判断力产生了怀疑。可我的两只脚却象生了根一样，有些不听使唤，拔不出脚来了。大约过了十多分钟的功夫，那红衣女子从雪地上爬起来，身子东摆西晃的踩着我给趟出的那行脚窝朝山下挪移。这时我才注意到，这纷纷扬扬的大雪，五十米以外根本就看不清什么。那红衣女子，没走出几步远又一个踉跄摔倒在雪地里，分明是她体力、心力、气力不支才摔倒的。其实，我完全可以折回去，搀扶她或背她下山；可我却站在那里没动，我想，必须让她自已爬起来，自已走下山来！
大约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那红衣女子才连滚带爬地走到山脚下，这时山下平地上的积雪已没膝盖深，这座城市的上空，正稀稀落落地响起炮竹声。
我走到新华邮局门时，正要转身往西拐，见那红衣女子终于无力地向我摆了摆手，我摘下军帽，举举回应了两下，然后转身加快脚步，走进部队机关的北大门。我心想，这场大雪中，既便是帮一个红衣女鬼走下山来，大年初一也算一个壮举。
这年深秋，我因一篇新闻稿严重失密，被剔了光头，关进曲波笔下《林海雪源》那本书中所描写的“五合楼”里，等候上级党委做出处理。几天后，部队一位首长给我透个口缝，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基本上是被判刑入狱了。当时我的心情极度低落。我倒没在乎自已的前途和命运；我不过是一个农民的后代，我才21岁，只要不因这次政治事件被判死刑，出狱后，我还可以接过父亲手中的锄头，给父母养老送终。可这次新闻稿件泄密事件，会牵涉到部队几位首长和报社的编辑、领导，这是因为我的过错和他们的好大喜功的失误造成的严重后果。但我知道，这后果巳经无法挽回。我的脸上是一层冷灰，心里是一团霜雪，整个身心像一处垮塌下来的房子，精神上彻底崩溃了。后来我写了一份自述材料，把事件起止过程中的全部过错都揽在我的身上（被牵涉的几位首长也正希望我能这样舍身成仁），然后我想到了死。
白天，我在这间屋子里来回度步，从铁窗口到墙壁正好是七步半，我的鼻子尖从窗口的铁栏上碰回来，再碰到墙壁上去，从这七步半的距离中，我度出了人的存在意识和人性的弱点与人心的幽暗；夜里，我站在窗口处，望着广柔、深邃的夜空下那惨白的月光和远天那寥落的、发着寒光的星子。我在清醒、冷静的反省与衬度中，走进了旧历年底这座城市上空不时响起的零落的炮竹声中。
一天下午，保卫科的朱干事打开关着我的绣迹斑斑的铁门，连屋都没进，随手递给我一个宗色皮革包，说是-位叫孙娟的轻女同志给你送来的。我心想，扯蛋！我在这座城市里举目无亲，我被关闭在这里两个多月，连我的家人和战友都不知道。我拉开那皮包，见里面是两条大前门香烟，一些水果和一套牡丹江产的纯羊毛衣裤，除此，没有片言只语的纸片。我想，肯定是哪位首长夫人良心发现后所为吧！
又两个多月后的一大清早，看管我的战士李井泉，匆匆地跑来，抱一堆报纸摊在我床上。我一眼就看见，我那篇犯事的新闻稿，被用大字号标题转发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并且《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和部队、地方的十多家报纸都转发了。我手里攥着一张报纸，浑身都在抖动着，眼泪像决堤的洪水汹涌而出。
三天后，我被宣传科邹干事接回去，恢复了工作。政冶部开了一个说是“为我压惊”实则是警示的会议，李主任在批评我时，他的脸拉的很长，很像我匆匆步履中那长长的边防岸线。
在那个法制不健全的年代，我侥幸躲过了几年牢狱之灾，也差点走向自我了断式的生命自弃，是那位叫孙娟的女子给送进来的一条“大前门”香烟，给了我对社会与人生的许多冷静与清醒的思考。
半年多以后，驻地市委召开一次有驻军首长和部队相关人员参加的思想政治工作表彰大会，我随同采访。刚进会议大厅，一位穿淡紫色套裙的年轻女子朝我摆摆手说“嗨，小何！”。然后径直走到我跟前，把手递过来，似乎八百年前与我就相熟。
我诧异地问“你是……？”
她笑着问我“你认不出我了？”我摇了摇头，她又提示一句“但你不会忘记，去年正月初一那场大雪吧？”我很惊异地瞅瞅站在我对面的这位女子，但她这张透发着青春活力的脸和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神，跟大雪中那位红衣女子苍紫色的脸和那呆滞、冰冷的目光，根本就无法对上号。我又习惯性地摇了摇头，只是嘴露出一丝笑意。她说“我叫孙娟”，然后，扯着我在中间的座位上坐下来。
“孙娟”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孙娟跟我说：“其实，那场大雪中……你应该把我背下山的”
我听得出来，她是在引我的话，想证实什么。我说“我眼拙，判断力也差，当时还以为是红衣女鬼呢”孙娟扬脖嘎嘎-阵淋漓大笑，把走入会场的目光都牵扯到我们俩人的身上来，接着她视若无人地用手指着我说“真有想象力，那你是英雄救女鬼喽？”
会议开始后，我掏出采访本，点燃-支烟。孙娟又压低声音跟我说“如果，那天我不下山，你会怎么办？”我随口说“那我就去报告城交派出所”.她笑着摇了摇头说：“你不会！你连句话都没跟我说，却又故意给我趟出一行下山的脚印。而且始终跟我保持那么一段距离，我几次摔倒在雪地里，你都没去把我扶起来，只是站在不远处望着我，等我。你年岁不大，却心密如丝”我说“人呢，都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堡垒，只能靠她自己坚强地从那堡垒里走出来”接着她说“其实，那天，是你瘦小、坚实的绿色背影支撑我走下山来的。但你为我趟出那行脚印和那段距离，才是我今生最值得珍惜的”.
说完这句话，她眼里闪着泪光。
我问孙娟“你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她说“我访遍了周边驻军，你们群联科的刘科长说，你既不知道名字也没有照片，我们咋帮你找？我当时画一张你的肖像，几笔就把你脸上的悬崖峭壁给勾抹出来了，还没画完，刘科长就说，这不是我们新闻报道组的小何吗？随后，刘科长的脸色又凝固了……”
会议结束后，走出市委大楼时，我说：“感谢你那套羊毛衫和大前门烟”孙娟一边走，一边呵呵笑。
许多年以后，我坐在椅子上睡着的片刻，二十多年前的那大雪，一个红衣女子，曾经关我禁闭的“五合楼”和“间发毫厘”这个陌生的词语，一起走进了我的梦里。我虽然走进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年纪，生命的潮汐巳经退落，但我觉得，我这段人生经历，是一首诗，一首鼓涨着生命激情，沉淀着人性思考和淋漓着生命真山真水的一首诗。可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却没能把这段经历述诸文字，不是我缺少对文学的体验，而是有些生命的真实境况和事物的本貌，是不能去触碰的。
因为真实是可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