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围猎的权利》警示教育学习心得领会

《被围猎的权力》深刻阐述了张显富、苏利明、何海生等省管干部因理想信念动摇，私欲膨胀，被金钱、欲望、情感围猎，从党员领导干部蜕变成阶下囚的人生轨迹以及他们犯罪后的反省和忏悔。下文是小编整理的《被围猎的权力》警示教育学习心得体会，欢迎阅读参考！

4月28日，有四只“老虎”被一审宣判：余远辉、白雪山、司献民均以受贿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十五年、十年六个月;艾宝俊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因同时犯有贪污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

剖析这四名落马官员的堕落历程，被不法分子围猎、心甘情愿当猎物是共同因素。其实不止这四人，近年来，随着正风反腐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官员遭围猎的案例进入人们的视野。“围猎”已成为滋生腐败新的土壤和温床。如何铲除这一“污染源”，成为当前一项重要课题。

湖南省廉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邓联繁表示，一个“围”字，意味着不法分子众多，涵盖觊觎被围猎者权力、伺机下手的各色人等。“围”字背后的凶险，在于不法分子用心之缜密，准备之充分，耐力之坚韧;且围猎手段五花八门，在哥们、朋友等名义掩盖下处处设套、步步挖坑。

“面对围猎，被围猎者心态各异、表现不同：有的投怀送抱，一拍即合，欣然笑纳;有的讳莫如深，闪转腾挪，变相收受;有的迫于压力，抵挡乏术，违心就范。当然，也不乏慎独慎微之士，他们抵挡住了围猎诱惑，但也只是独善其身，鲜有当官棒打送礼人。”杭州市纪委副书记邬月培说。

围猎的类型很复杂，从围猎主体来看，有商人老板对官员的围猎——

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从六盘水到遵义，商人陈春章一直跟随其左右做生意。廖少华为他的企业多个事项提供帮助并先后10次收受陈给予的贿赂394万元。而南京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季建业的诸多涉案人，也是其交往多年的老板朋友。

还有官员之间的围猎，包括上级对下级和同级之间的围猎，但较多的是下级对上级的围猎——

广东医学院党委原书记江文富落马之后，在忏悔书中写道：“附院副院长曾某主动为我鞍前马后，我要散步，他陪着;要游泳，他陪着;想认识老板作朋友，他介绍李华，想我之所想。当曾某跟我说李华想插手附院CT设备采购时，我犹豫了好几天，最后还是鼓足勇气跟院长说了这事，结果院长照办了。”江文富不打招呼的戒律破了，缺口就此打开。

从围猎对象来看，有直接围猎和间接围猎之分。直接围猎众所周知，即直接对目标人员下手;所谓间接围猎，是指围猎对象虽然不能直接完成请托之事，但可以迂回接近目标，间接实现围猎目的——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被检方指控受贿3558万元，而刘铁男经手的只有104万元，其余绝大部分贿金是通过其子收受所得。

“如果一些官员很难接触，不法分子就会从他们的亲属、身边工作人员甚至老同学、老朋友下手。这种方式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安徽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颖洲认为。

从围猎时间来看，可分为“现货”和“期货”两种。现货围猎是双方在没有多少交往甚至不认识的情况下，就事论事、现用现交——

2010年的一天，开发商冯某为了使自己的项目得到时任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栾庆伟的支持，将一箱“水果”放在他的车上，栾庆伟后来打开却发现里面装着100万元人民币。

期货围猎，即不法分子对那些有潜力、有前途的干部重点培养、长期交往，作“闲棋冷子”，“放长线、钓大鱼”——

早在1998年，时任洛阳市华伦拖拉机制造公司董事长的倪瑞华，在一次宴请母公司一拖集团领导时，集团董事长透露下一届可能会提拔董永安，并力赞他“最年轻、最有潜力”，倪瑞华记在了心里。不久，董永安去香港出差期间，倪瑞华一掷10万元港币，让董永安“随便买点东西”。此后，倪瑞华便攀附上董永安。从一拖集团董事长到安阳市市长、再到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在董永安的仕途上，倪瑞华成为其历时最长的行贿者。

“类型多样却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权力，哪里有权力哪里就可能有围猎。”邓联繁表示，不可否认，很多被围猎而落马的干部曾经为党和人民拼搏过、奉献过，但他们最终还是没有经得起诱惑，咎由自取、令人叹惜。

“悔恨没有秉持好家风，悔恨对被人围猎的警惕性不够，悔恨亲属打着旗号插手工程……”黄斌在忏悔书中说，自己说到底还是缺乏对党纪国法的敬畏之心。据了解，黄斌平时最爱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打着招商的名义与公司老板在一起，收受公司老板巨额贿赂。

而对曹光亮的围猎，常常是从牌桌上开始的。据办案人员介绍，一些商人获知曹光亮有打牌的嗜好后，想方设法成为他的“牌友”，并在牌桌上送牌资、套近乎，再利用曹光亮手中的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

美色也是围猎腐败官员的“必杀技”。据江西省纪委通报，黄斌违反生活纪律，与2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而曹光亮同样与数名女性有着不正当关系。

办案人员透露，曹光亮案发，与情妇们“步步相逼”有很大关系。“我一开始认为作风问题是小节，无伤大雅，不曾想包养情妇带来的并发症，使我招架不住，一步步滑向违纪违法深坑。”曹光亮说。

与此同时，黄斌与曹光亮的家属也成了被围猎的重点对象。

据了解，黄斌的妻子与一些老板打得火热，大肆收受他人钱财，社会上人送外号“叶姐”。曹光亮的父亲在湘东区被称作“曹老爷子”，是各个乡镇“自来熟”的常客。“曹老爷子”在伸手要点烟酒之外，还打着儿子的牌子插手工程，经常提醒乡镇干部多到他那里“汇报汇报工作”。对于家属的行为，黄斌与曹光亮均心知肚明，却不加制止。“玩牌成了我走向违法犯罪的媒介和催化剂。”曹光亮在忏悔书中说，与他有不正当经济往来的主要角色，无不是从打牌开始和他称兄道弟，继而狼狈为奸，损公肥私。“亲属打着旗号插手工程，干预政事，使权力异化，造成极坏影响。”据黄斌交代，他的姨妹伙同他人参与工程，插手项目，干预招投标，妻子知情也不制止，还暗中帮忙向有关领导打招呼。

一些贪腐官员不仅自己腐败堕落，还纵容、默许亲属利用自己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实际上是让亲属为其“代言”，大搞权钱交易，带坏了党风政风，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