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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果累累——莫言的“黄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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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7年10月由部队转业成为检察日报社一员,到2007年10月由报社调入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履新,莫言在检察日报社工作了整整十年。在三千多个舒心而又繁忙的日日夜夜里,莫言经历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时期。每当回忆起这段宝贵的时光,莫言总是说:“在检察日报社工作的十年,是我一生中难以忘记的黄金岁月。”

硕果累累——莫言的“黄金十年”

在这“黄金十年”里,莫言先后创作了《红树林》《檀香刑》《四十一炮》和《生死疲劳》四部长篇小说,《三十年前的一场长跑比赛》《司令的女人》等七部中篇小说,《拇指铐》《冰雪美人》等十几个短篇小说,《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两部话剧,还有数十篇散文,并参与了电视连续剧《红树林》和《良心作证》的编剧。这些年来,他在国内获得了冯牧文学奖、华语传媒文学大奖。还出版了三十多种外文版小说,获得了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将、法兰西文化与艺术骑士勋章和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可谓佳作频出,硕果累累。

那么,莫言“黄金十年”的前因后果,必然成为莫言研究者们绕不开的话题。有人认为,树挪死、人挪活,莫言换了全新的工作单位,环境得以改善,才取得了文学创作的很大成绩。其实,这只是“前因”之一。这么大的“后果”,必定是多方面、多层次因素的综合效应。全面探究其十年历程,既与时代发展的大背景、和谐顺畅的“小环境”有关,也是文学人才成长内在规律的体现,又与其自身主观努力是分不开的。

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文艺复兴”,使“文学热”席卷华夏。但“好景不长”,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文学又一度陷于低谷,一些文人也跑去赶经商的“时髦”,作家以谈文学为耻辱,文学被边缘化。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以贾平凹、陈忠实为代表的“陕军东征”,文学初露复苏迹象,慢慢地形势越来越好,一大批年轻作家脱颖而出,并且出现了第一次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高潮。莫言置身其中,自然心态也受到影响,经历了一个由意志消沉、写“游戏文字”到重新振作和“二次崛起”的过程。他转业到检察日报社之时,恰在九十年代中期。一向主张坚守文学阵地,认为自己还是适合吃文学这碗“饭”的他,必然顺应这一文学发展的宝贵时期,利用文学再次“受宠”的天赐良机,精神抖擞,奋发有为。他与同行并肩,与时代同行,努力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作品。于是,佳作频现,喜讯不断,经典名著《檀香刑》《生死疲劳》也应运而生。其一系列作品在这一时期受到广泛重视,每部作品都产生了很大的阶段性影响。

部队毕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特殊群体。在部队里,莫言首先要做一个军人,然后才是作家。军人的身份,给他的文学创作时常带来约束和不便。特别是1995年出版了《丰乳肥臀》,陷于非议的泥沼,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让他觉得是离开部队的时候了。在人生和文学创作面临困境的情况下,高检和检察日报社的领导热情接纳了他。在报社,虽然他是记者身份,但领导答应他可以在家里专职创作,不用坐班。刚开始,报社要求他每年写一部检察题材方面的作品,但这对莫言是勉为其难,后来就不再“逼”他,取消了这一要求。就这样,报社上上下下为他提供了自由创作的环境,为他采访各行各业、了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给予诸多支持与帮助,让他能够专心致志搞创作,再上文学事业新台阶。对此,他曾经撰写《我们报社》一文,用三个“分不开”深情地表达谢意:“我能够取得这些成绩,是与报社给我提供了宽松和谐的创作环境分不开的,是与报社领导和同仁们的关心、爱护分不开的,是与报社为我了解社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分不开的。”

从年龄的角度来看,在任何一个行当,总会有少年得志者,也有大器晚成者,但这毕竟只是少数。就一般情况而言,大部分从业者中青年时期是出成果、有作为的年龄段,谓之“最佳年龄区”。在这个年龄段,人的记忆力、理解力、想象力、创造力和人体的生命力都很强,经验丰富,思维活跃,容易有重大突破。有专家对几百名中外著名作家做过统计,他们大都在30岁到60岁这一年龄段写出巅峰作品即代表作。如果说把这一年龄段称之为“最佳年龄区”,那么,从40岁左右到50岁左右就是“最佳中的最佳”。而莫言调到报社时42岁,离开报社时52岁,正处于这一年龄段。还有专家通过比对中外著名作家的年谱,提出了“二次巅峰说”。30多岁出现初次巅峰期或曰成名作,之后在40岁左右到50岁左右出现第二个巅峰期,一般是写出了深思熟虑、技法成熟的优秀作品,这是大多数大师的规律。而莫言的“黄金十年”,正处于第二个巅峰的年龄段。如果说《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作品的发表是他的第一个巅峰期,那么,《檀香刑》《生死疲劳》等巨著的横空出世就是他的第二个巅峰期。由是观之,莫言在这“黄金十年”里才情喷发,著作颇丰,是与“最佳年龄说”相吻合的。

莫言转业到报社后,不仅在单位的工作、写作环境有了很大改善,而且这时他已经把全家从高密搬到北京,结束了“牛郎织女”生活,全家团圆,生活幸福。贤惠的爱人包揽了全部家务,他从此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专心从事创作。他十分珍惜这一切,在文学创作上更加刻苦努力,毫不懈怠。以创作《生死疲劳》为例,他一度放弃用了十多年的电脑,用43天手写完这部43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均每天写一万字,最多一天写1.65万字,一天最少时只睡三、四个小时的觉,其勤奋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莫言在部队待了22年,对社会不是很了解。为此,他有意识地走出书斋,利用更为广阔的社会活动空间,广泛接触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洞察人性,体验情感,丰富了生活积累与创作素材。同时,他依靠记者和作家双重身份,拓宽了游历与访学的领域,从广西、海南到日韩、欧美,进行了国内外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拓宽了视野,扩大了知识面。所有这些,对文学创作的作用是持久的和潜移默化的。在创作战略上,莫言主动实行大踏步撤退,回归传统小说结构模式和叙事方法,同时又不失亦真亦幻、虚虚实实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特别是鸿篇巨制《生死疲劳》,既是他写作天才的井喷,又是向经典致敬的标杆。他继承中国小说的优秀传统,将聊斋式的奇幻现象与古代经典的章回形式融为一体,将中国长篇小说构思形式和魔幻理念推向世界,为他的“黄金十年”添上了金光闪闪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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